58梯僑教役華語教學交流空間: 08_05

　　今年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到了馬尼拉。從北京到馬尼拉大約只有兩個到廈門那麼遠，沒想到，臨行前對菲律賓的學習還繞過了一個拉丁美洲。當然，這裡也有一點必然聯繫。中國對於西班牙語美洲的瞭解，最初恐怕是借助菲律賓即呂宋的。據說，中國人所見到的第一本西班牙語－漢語詞典就叫《呂宋華文合璧字典》，在歷史上，“呂宋文”曾被當作了西班牙文的代名詞。

　　讀了一篇墨西哥學者寫的關於菲律賓愛國者何塞•黎薩爾(Jese Rizal) 的文章。黎薩爾一八六一年出生於西班牙殖民統治下的菲律賓，最初學醫，後來從事寫作，他的西班牙語與他的母語他加祿語(Tagalo，菲律賓本土語言之一)一樣純熟。作為一代本土知識份子中的佼佼者，他去宗主國西班牙接受過教育，但他從來沒有忘記殖民地同胞的屈辱，並從旅居西班牙開始，發出了第一聲反殖呐喊。他熱愛西班牙語和它所承載的文化，但他用西班牙語寫出了流傳後世的反對西班牙殖民主義的文學作品：《請別碰我》、《起義者》以及大量政治、思想論文。當這些作品在菲律賓被列為危險的禁書時，黎薩爾卻勇敢地踏上了返回祖國的道路。他反對其他愛國者急於用暴力爭取獨立，但西班牙當局卻把他作為唆使起義的思想犯逮捕；一八九六年，西班牙當局處決了年僅三十五歲的黎薩爾。黎薩爾的殉難激起了更大的反殖浪潮，兩年之後，西班牙在菲律賓的殖民統治被推翻。

　　“二戰”後用美國吉普車改造成的小公共，緩緩馳過車水馬龍的馬尼拉街頭，花花綠綠，怪狀奇形。濛濛細雨中，外國的來訪者正在向黎薩爾紀念碑敬獻花圈。在菲律賓，黎薩爾像孫中山在中國、甘地在印度一樣受到國父般的尊敬，但是，在黎薩爾和他的後世仰慕者中間，已經產生了一道巨大的語言鴻溝。今天在菲律賓，估計只有2％的人－－多半是老人和學校裡的西班牙語師生－－多少懂西班牙語。

　　當年黎薩爾和其他獨立運動先驅用熱血寫就的愛國檄文，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能夠閱讀。歷史的風風雨雨吹拂著菲律賓群島，滄海桑田的變化伴隨著冥冥中的黎薩爾。

　　麥哲倫是第一個到達菲律賓(一五二一)的西方人。後來，西班牙人以其國王費利佩二世(Felipe II)的名義將這塊由七千多個島嶼組成的地區命名為菲律賓(Filipinas)，並於一五六五年在此建立了殖民統治。但西班牙人不是直接由歐洲本土、而是由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出發至此的。他們從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爾科港起航，駛向浩瀚的太平洋。當年哥倫布尋找亞洲的西行遠航，以不期而遇的廣漠美洲為跳板，繼續西行，將殖民帝國延伸到了亞洲。

　　西班牙人到來之前，居住在七千個島嶼上的不同部族講一百多種語言。西班牙人壓制了以南部棉蘭佬島為中心的伊斯蘭教影響，迫使大部分菲律賓居民像美洲居民一樣接受了天主教，因此，至今菲律賓是亞洲惟一的基督教國家。但是，菲律賓卻沒有像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一樣，成為一個西班牙語國家。

　　無論是對美洲殖民地，還是對菲律賓，西班牙殖民當局都沒有認真推行過全民西班牙語教育。在他們看來，既然傳教土們學會了用當地土語宣教，就沒什麼必要大力普及西班牙語了。一些保守的宗教人士認為，操不同語言的土著人學習了殖民者的語言，將有聯合起來造反的可能。直到一八六二年，西班牙王室才頒佈法令，規定西班牙語為殖民地基礎教育的必修課，但卻遭到菲律賓聖馬科斯教會大學校方的反對。他們聲稱：“至今為止，不同的語言和種族之間形成了一種對我們有利的對峙，比如，卡戈揚人反對他加祿人，潘潘果人反對依洛卡納人，政府瓦解了各種起義。而語言的統一則會造成感情的統一，使用同一種語言，個別人就能夠向群眾發表煽動性的演說。”

　　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化主要是由於混血民族的產生，當混血人種佔據人口中的重要比例後，西班牙語作為交流工具便日益普及。在菲律賓，始終沒有發生重要的混血過程。這是因為，始終沒有發生重要的歐洲移民潮。原因主要是經濟的，其次是地理的。菲律賓缺少像美洲那樣的經濟吸引力去鼓舞西班牙人“闖呂宋”，而且，從西班牙到菲律賓，更是海渺渺，路迢迢。到了一八六九年蘇伊土運河開通之後，已經是風雲變幻、事過境遷了。

　　儘管在菲律賓沒有出現一個顯著的混血民族，卻產生了一個有機會接受西班牙文化教育、諳熟西班牙語的本土知識份子階層。黎薩爾和一大批重要的獨立運動鼓吹者、組織者就產生于這個階層，西班牙語在他們手裡成了在星羅棋佈的群島上發動統一起義的武器。

　　黎薩爾的母語是菲律賓群島最主要的一種本土語言－－他加祿語，但他的全部著作都用西班牙語寫成。他聽著西班牙語的訓斥聲長大，讀著優美的西班牙語文章成年。在這個承載著愛與恨的語言裡，黎薩爾寄託著一個殖民地知識份子的沉重感情。在《一個菲律賓人的思想》中，黎薩爾這樣質問道：“我們有什麼必要懂西班牙語，既然我們有自己豐富的他加祿語，比薩亞語，依洛卡納語…難道就是為了看懂那些美麗的故事，那些關於自由、進步和正義的理論，然後苦苦地盼望嗎?難道就是為了理解那些法律，懂得我們的權利，然後在實踐中聽任完全不同的法律制裁嗎?既然與上帝可以用任何一種語言交流，學西班牙語有什麼用?”“是為了聽懂國民衛隊的辱駡和詛咒嗎?如果只是為了這個，那麼沒有必要學習西班牙語：鞭子的語言和略微敏感的肉體足以讓我們領會。西班牙語對我們究竟有什麼用?既然我們連答話的權利都沒有!”

　　三百年的統治使宗主國的文化汁液緩緩滲入殖民地的土壤。天主教進入了普通人的宗教生活；吉他成為喜聞樂見的民間樂器；大量西班牙語詞匯融入本土語言，尤其是隨著建築、宗教、法律、音樂、飲食等新的文化形式補入的外來語；菲律賓人的姓氏、名字以西班牙姓名的形式世代相傳；街區、道路的西班牙語名稱至今沿用……黎薩爾感受著這種現實：“哪裡有西班牙做過的好事，哪裡就有西班牙的影子，即使西班牙的國旗消失，對於它的記憶也將是永存的，不滅的。”黎薩爾反抗的是宗主國制度中的殖民主義政治，而不是它的全部文化內涵，也不是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黎薩爾期待的是一種真正人道的前景：“將來，遼闊的海洋也無法將這兩個民族隔開，在他們之間，再也不會出現那些擁護專制的人所播撤的不和的種子。”

　　十九世紀末，西班牙在美洲的大部分殖民地已經獨立，殘存的主要有美洲的古巴、波多黎各和亞太地區的菲律賓、關島。伴隨著西班牙最後一批殖民地消失的，不僅是殖民地知識份子的精神動盪，還有宗主國知識份子的激烈反思。西班牙不愧為一個擁有深沉靈魂的民族，它的文化孕育了十六世紀在美洲大陸維護印第安人利益的天主教教土拉斯卡薩斯，也孕育了十九世紀末的西班牙“九八年代人”。“九八年代人”集中了那個時代的西班牙良心，米格爾•德•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是那一代人的傑出代表。面對西班牙帝國的衰亡，他們並沒有局限於狹隘的民族主義反省，他們觸及了深刻的民族主義應當具有的本質－－人道主義。他們對祖國的愛藉批判而行。

　　正是烏納穆諾這位宗主國的知識份子理解了殖民地的知識份子黎薩爾。

　　一九O七年，烏納穆諾為一本關於黎薩爾的書撰寫了跋，他寫道：
　　“黎薩爾是一個受過西班牙教育的印第安人，但是西班牙沒有允許他成為西班牙人；然而，黎薩爾是一個真正的西班牙人，他比那些殺害了他的可憐蟲們更配做一個西班牙人……黎薩爾的屍體余溫猶存，那些傢伙就褻瀆地高呼：‘西班牙萬歲!’這是在辱駡蒼天……黎薩爾是西班牙人，他用西班牙語思考，他用西班牙語教誨他的同胞，他用西班牙語向他的祖國道出最後的、柔腸寸斷的告別。只要西班牙語存活一天，這一聲告別就將同在。”同一種對祖國的熱愛，同一種語言，聯結著宗主國和殖民地的良心。

　　順便提一句，烏納穆諾不是西班牙卡斯蒂利亞人，即“正宗”西班牙人，他的故鄉是巴斯克，但他同樣用西班牙語寫作，同樣代表西班牙文化發言。

　　今天的歷史學家們認為，如果當年黎薩爾的同道們在菲律賓獨立之後得以掌權，那麼西班牙語很可能成為今天菲律賓的統一語言。然而一八九八年爆發的美－西戰爭改變了這個群島的命運。這一年，浴血奮戰半個多世紀的古巴愛國者和菲律賓愛國者終於給了西班牙老殖民主義者以沉重的一擊，而如日中天的美國海軍艦隊幾乎毫髮未損，只是在奄奄一息的西班牙背上再輕輕推了一把，就攫取了它殘存的最後幾個殖民地。在美洲，古巴僅僅獲得了形式上的獨立，波多黎各淪為美國殖民地。在亞太地區，美國曾向菲律賓愛國者保證，只要後者在國內堅持獨立運動，美國將在西班牙倒臺後幫助菲律賓獲得獨立。

　　但是，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一隻，在古巴和菲律賓的愛國者無權問津的巴黎和會上，美國單方面與西班牙簽署了《巴黎和約》，菲律賓被西班牙用兩千萬美元的價格轉讓給美國；同時淪為美國殖民地的還有太平洋上的關島，今天在它的三分之一領土上部署著各種美國軍事設施。

　　像偉大的古巴愛國先驅何塞•馬蒂(Jose Marti)一樣，黎薩爾同樣預感到了美國的帝國野心。犧牲前，在一篇題為《菲律賓：今後的一百年》的長文中，黎薩爾憂心仲忡地寫道：“那個美洲的大共和國自覺與太平洋地區利益相關，在非洲又沒有分享到戰利品，它有一天會企圖在海外謀取地盤嗎?”黎薩爾不敢肯定自己的判斷，他在同文中寫道：他們這樣做難道不是“違背了自己的傳統嗎?”

　　歷史不幸被黎薩爾言中。於是，在菲律賓，一個英語時代開始了。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美軍根據《巴黎和約)進駐菲律賓。一八九九年二月，反抗過西班牙殖民者、與美國達成過合作協定的菲律賓遊擊隊員們再次投入反對美軍佔領的戰鬥。在十餘年的反美戰爭期間，一百萬菲律賓人喪生。“二戰”期間，日軍一度佔領群島；日本人戰敗後，美國人又趾高氣場地“光復”登陸。菲律賓一直到一九四六年才獲得獨立。此後的半個世紀中，菲律賓多次爆發大規模反對美軍基地的鬥爭。一九九二年美軍從那裡撤出時，數千菲律賓農村妓女隨之失業。
　　這樣的歷史無法不造成心理創傷。

　　如今的馬尼拉是一個英語暢行的世界。美國人絕沒有西班牙老殖民者那樣迂腐。立足伊始，他們就開始有計劃地大規模普及英語；並在短暫的時間裡取得了驚人的成果。一九O一年，美國就從國內派到菲律賓六百名職業英語教師。一九O三年，美國開始往本土派送菲律賓青年學習英語及其文化，當時在菲律賓講西班牙語的人仍有八十萬之多。十五年之後，講西班牙語的人降至七十五萬人，講英語的升至九十萬人。自此之後，兩者的差距急劇拉大。二十年代，菲律賓反美獨立運動成員創辦了數份報紙，使用的語言均為西班牙語。為了抵消這一影響，美國人立即創辦了更多的英語報刊。今天，英語雖然不是菲律賓國語，但系法定的必修語言，45％的菲律賓人能講英語。國際會議上，菲律賓學者人人一口流利的英語，馬路上的叫賣者、行乞者，對於講英語也沒有顯露丁點難色。一百年的時間足以使語言改朝換代。

　　作為以殖民統治為背景的語言，英語在菲律賓的地位是當年的西班牙語遠遠不可企及的。然而，除了成為交流工具之外，英語似乎沒有取得心理上的成功。在今天的菲律賓語中，有33％的詞彙來自西班牙語，只有1%來自英語，甚至在起源于美國文化的美容業，在深受美國文化影響的體育圈裡，仍有西班牙語詞匯的痕跡。在涉及現代職業、工種名稱這類菲律賓本土語言中幾乎不曾存在的詞彙時，熱愛英語者大量借用英語詞彙，但在某種特定環境中，當他們想回避自己的這種文化特徵時，往往暫時放棄使用“Tanglish”，即夾雜著大量英語詞彙的他加祿語，而選擇庫存裡的西班牙語詞匯。

　　關於人們對美國人、對英語的感情，一位菲律賓朋友這樣隨意對我說：“美國人以為與我們沒有任何語言交流上的困難，但他們根本不可能懂得我們的心。”
　　無論是英語，還是西班牙語，都是殖民者的語言。獨立後的菲律賓人決定建立自己的統一語言。一般人可能並不很清楚，今天菲律賓的國語稱菲律賓語。這是菲律賓獨立後在他加祿語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統一語言。他加祿語之所以被選中，其原因在於，它是菲律賓群島一百多種語言中文字資料最多的一種，且又是他加拉地區－－以首都馬尼拉為中心的地區－－使用的語言，它屬於馬來－波利尼西亞語系。今天，55％的菲律賓人用菲律賓語作公共交流，但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數人繼續使用各自不同的民族語言，在一些特定地區，還存活著一種很獨特的查瓦卡諾語(Chabacano)，這是一種在歷史上自然形成的、從語音和書寫上菲律賓化了的西班牙語，至今在近七千萬菲律賓總人口中，還有四十多萬人會講這種語言。今天，懂西班牙語的菲律賓人一旦有機會聽到這種語言，就會忍俊不禁，因為怪誕的查瓦卡諾語又把人們帶到了那個遙遠的過去。

　　在這樣的語言形勢下，西班牙語成了這個國家裡像漢語一樣的少數語種。今天，聽那些白髮老叟或當年望族的後代講西班牙語，似乎是在聽前朝的遺老遺少說話。一九五二年，菲律賓國會曾規定西班牙語為大學必修課，課時不得少於兩學年內每週三小時。其後三十五年中。圍繞西班牙語必修課時的增減有過數次激烈討論，一九八六年，西班牙語終於被降格為選修課程。這樣的反復不是沒有來由的。菲律賓獨立運動史上最重要的文獻、民族英雄們的著述幾乎全部用西班牙文寫成。菲律賓德高望重的國務活動家柯拉洛•M•雷克托一九八五年這樣說：“西班牙語已經與我們血肉相連，這也是我們民族歷史上的英烈和政治家們的意願，拋棄它，我們的文化財富將殘缺不全。”為數不少的菲律賓民族主義者贊成這一觀點，在他們看來，少量英語和他加祿語譯本並不能代替用西班牙語原文直接解讀、體會民族先驅的心聲。有人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在《起義者》這部小說裡，黎薩爾引入了一段充滿幽默感的上述查瓦卡諾語對話，黎薩爾的本意是再現這種象徵著文化交融的語言現象。同時，黎薩爾對這一語言的純熟掌握也反映了這位愛國志士的修養。因此，從文化的意義上來說，這段文字是不可譯的，一些英、法文譯者愚蠢地把這段對話的意思譯了出來，同時，在其他出現拉丁文的段落裡卻保留著原文。

　　實用的原則像鋼矩鐵尺，無情地規範著人們對語種學習的選擇。

　　人們不喜歡英語，但英語的必修課地位雷打不動；人們眷戀西班牙語，但沒有多少人肯僅僅為緬懷過去而花費寶貴的時間。難怪菲律賓人用自嘲的口吻說：“今天還剩下一個能喚起學習西班牙語熱情的動力：上百萬在歐洲打工的菲律賓人可能覺得有必要撿起西班牙語。”

　　黎薩爾的塑像依舊高高聳立在馬尼拉市區肅穆的公園裡，但對於他今日的同胞來說，黎薩爾當年熱血迸濺的鏗鏘之聲已越來越生疏。

　　在這“不能閱讀”的同時，菲律賓的近代歷史以及這一歷史所蘊含的豐富意味正在被更年輕的一代忘卻。

　　一九七六年，委內瑞拉組織出版的阿亞庫喬文庫將這位元菲律賓民族英雄的作品《請別碰我》收入了上百卷的大型拉丁美洲文集。墨西哥學者塞亞為書作序，序中寫道：“黎薩爾已經不能以他所使用的原文語言形式置身于自己的同胞之中，但是，他能夠當之無愧地加入我們拉丁美洲偉大人物的行列。他們都把西班牙語當成了爭取解放的工具。黎薩爾在我們的美洲和亞洲、非洲人民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儘管我們的語種不同，但我們都能懂得人類歷史上層出不盡的解放者的語言。”

　　漫長的殖民化過程使無數地區和民族的文化盤根錯節，發展舉步維艱。但是，在人道主義的旗幟得以飄揚的地方，殖民主義的瓦解往往與殖民主義的推進同步產生和發展，像一隱一顯的地下、地上河。

　　向外擴張的，不得不接受來自外部的移民潮；推行文化一元化的，最終將接受多元文化的現實；企圖用自己的語言統一別人的，反被統一了並覺悟了的別人圍困。在這此消彼長的演化之中，語言折射著歷史的滄桑。民族文化的命脈寓於語言。不過，駕馭語言的最終是人，語言的魅力取決於使用它的人。像黎薩爾的啟示一樣，甘地能用英語為一個古老民族的解放服務，法農能用法語去揭示一個人歧視人的世界。

　　作為擁有中文的中國人，我們有幸依靠著一種深遠、豐富的語言背景，珍視這筆財富當被視為使命。如若不然，文化變異與語言墮落的惡性循環將造成真正的悲哀。

　　一九九九年春　　《讀書》1999.07

58梯僑教役華語教學交流空間

2008年5月8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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